至少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做圣人要比在西方容易得多。虽说照孟子的说法，要成圣人必得经过“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磨难，得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可儒家的成圣之道通常体现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所以“人皆可以尧舜”。基督教的圣人则要经历炼狱的痛苦挣扎，关键是，他得彻底放弃世俗生活才能获得灵魂的赎救。孔子在我们心目中是蔼然长者的形象，与之相比，戴着荆冠、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令人惊悚、战栗，不敢逼视，而耶稣的形象就定格在这惨淡的画面中。也许这一幕太震撼人心了，它曾经支配了西方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想象，直到二十世纪，它仍不乏诱惑力，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写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即选择了耶稣的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
卡赞扎基斯无意将圣经故事复述一遍，他要将耶稣写成真正的“人之子”，写成人类的缩影和象征，让他经历“挣扎中的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阶段”。于是，“诱惑”二字顺理成章成了这部小说的结穴点。圣经故事中的诱惑是轻描淡写的：撒旦的试探对于耶稣完全无效，——耶稣根本无需聚集全部的意志去反抗肉身的欲望，因为他生来就是“属灵的”，视一切物质如无物，“诱惑”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然而“诱惑”到了卡赞扎基斯的笔下却是浓墨重彩，具有了生动、真实的含义。耶稣踏上天国之路并非义无反顾。“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你们并不认识他”，这是《新约》中最早的传道人向他的听众介绍耶稣的话。在《基督的最后诱惑》中，耶稣周围的人固然肉眼凡胎，认不出他来，耶稣本人起初也不愿认出自己的“真身”，尽管一切的征兆都在向他揭示他是上帝选中的“那一个”，他却长久地踟蹰疑惑，毋宁说，有意无意间，他是在躲闪、逃避，——逃避崇高，逃避成圣的宿命。冥冥中他意识到，认出、接受那个“属灵的”自己，听从其召唤，意味着他将要踏上荆棘丛生的路途，再不会有常人的生活，这令他生出“高处不胜寒”的恐惧和孤独感。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世俗生活仍然以其温暖的人情味向耶稣频频招手。这时的耶稣已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痛楚使他昏晕过去，接着，幻觉出现了，一刻的幻觉竟是几十年的尘梦：生儿育女，播种，收获，酿酒，采橄榄……总之，是凡人经历的全部内容，最后他像一位心满意足的祖父，坐在葡萄架下，听着孙子孙女在院中的嬉戏声，看着房子，对他亲手缔造的一切感到欣慰。唯一令他感到悲哀的是衰老，是将临的死亡，——这也是地道的“凡人的悲哀”了。
卡赞扎基斯将“诱惑”一直延续到最后，乃是基于他对人的了解。在他看来，“基督身上深厚的人性的一面帮助我们理解他，爱他，对他的受难感同身受。如果基督身上没有这一温暖的人的因素，他就永远不会这样令人哀悯地深深感动我们的心”，而人性的奥秘正在于灵与肉的相持不下，于是他将人的内心挣扎放大在了耶稣的身上。读这样一本书，《圣经》故事总是要作为参照物出现的，而我们阅读兴味的一个来源便是丈量二者之间的距离。两相比照，你会发现作者的全部努力都指向了“人之子”的还原，耶稣不单有一个凡俗的起点，而且到最后他都在与凡人的欲望挣扎。假如你对耶稣的受难仍感到几分隔膜，那么下面的一幕也许会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亲切：当保罗在梦幻中出现，声称要拯救世界时，耶稣以过来人的身份说道：我的好孩子，我已经从你要去的地方回来了。当我像你那样年轻的时候，我也出去过，我也要拯救世界，谁年轻的时候不梦想拯救世界呢？……我现在再也不去想它们了……我差一点被钉上了十字架。我的好孩子，你也会遇到同样的结果。”对基督教的陌生感在此不会妨碍我们将也许是属于神学的内容转化为理想与现实、善与恶之类普遍性的人生命题，只要不是行尸走肉，谁没有体验过追寻理想过程中的疲惫，没有体味过对现实的失望呢？当然，书中的耶稣最后从幻觉中醒来了，他战胜了一时闪过的俗念，在十字架上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已经完成了！——否则耶稣也就不成其为耶稣了。
事实上，许多西方作家都曾对耶稣做现代意义上的诠释，希望证明这位圣者对我们并非遥不可及。不过在宗教界人士看来，卡氏这一回实在是走向太远了：书中的人物、事迹可说无一没来历，然而经了他的解释，整个面目全非。使徒们都被“丑化”了，彼得、马太、约翰们暴露出身上的胆怯、自私、千夫所指的犹大则被写成了意志坚强、堪当大任的超人（作者竟让他向着流连不舍世俗生活的老师耳提面命“叛徒！逃兵！你的地位是在十字架上！”），关键是，怎能想象一个贪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耶稣，怯懦、动摇的耶稣，——即使是片刻的动摇？难怪此书一出，卡氏即被教会中人视为大逆不道，而八十年代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上映，在西方又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当然不会有类似的愤慨，倒是有可能对书中的结尾意下未足：耶稣对最后的诱惑的胜利似乎太飘忽了，缺少必要的心理过程。然而我们不能忘了该书的神话背景，我们不能在一个神话框架中要求心理现实主义。某种意义上说，神话以隐喻、象征的形式反映人的意愿，即此而论，这结尾毋宁是卡氏以自己的方式宣布了他对人的灵魂终得挽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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